启 功(1912-2005) 行书录自作诗三首
启功先生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时沈尹默胞弟沈兼士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代理校长等职，启功先生既与沈兼士为同事，更尊其为师辈，与沈尹默先生也由此交谊。谢稚柳认为：“（沈老之书）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已故台北师大教授，国文研究所所长林尹先生赞沈老书法“米元章以下”。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先生在《民初帖学书家沈尹默》一文中，有“楷书中我认为适合他书写的，还是细笔的楮楷，真是清隽秀朗，风度翩翩，在赵孟俯后，难得一睹。” 本专题中沈尹默《行书录自作五言诗四首》用笔挥洒自如，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笔墨跌宕起伏，浓淡相间，有欧阳询之神韵，带赵孟俯之骨肌。虽然启功是其后辈，然不敢聊以塞责，以书家对书家之诚书写诗文；以艺术家对艺术家之敬，录沈氏自作诗，以呈两教。本作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记录下了两大书家的惺惺相惜，忘年交的佐证，是前辈对后辈的看重，隐含着书坛薪火的传承。我们可以说本作是沈尹默先生行楷书的精品，也是独一无二的孤品。
不以书法名世的沈从文，却以一手高古、简约的书法独步书坛。如果说作家沈从文用自然而清淡的笔触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展现的是山水的秀美、人性的凄美和生命的壮美，那么书家沈从文笔下的生命线条里展现的是他“抽象的抒情”，是一种沉静深远之美。沈从文《行书诗文长卷》，意带章草的行书龙蛇般蜿蜒在因陋就简粘合成的长卷上，密密匝匝，远观如唐人写经。而细观则分明可见其殷切的艺术诉求。
沈先生的书风一如其文，亦如其诗，温婉而敦厚，洒洒脱脱，情致特别动人。他不归属于以风格示人的人，或者说刻意求“新”，他是在行为与艺术上一致追求“经久”与“深”厚的山民艺术家。他的诗笔、文笔和书笔充满了山野的素朴与散淡的作风。换句话说，他是将某种忧伤、急越甚或亢奋概以平淡之笔出之，结果就形成了真实的沈从文的面目—一种不同于某些没有深度的平淡和种种缺乏节制的宣泄的面目。虽然蜷居在“小小窄而霉斋”，身处“史无前例”的特定岁月里，沈从文对艺术事业的孜孜追求，在这无款的长卷上，展示了他正直的人文情怀和高尚的人格追求。根据韩瀚题跋可知此卷为沈从文先生亲手所赠，“希世之宝，人所共仰，藏之寒舍，永世生辉”，诚是如此。
黄永玉(b.1924) 爱莲说
一代鬼才黄永玉是现代画坛极具个性的一位艺术家，与韩瀚也是好友，在为他所作的书画上，叫他“老瀚”。在长长狭窄的纸上，为韩瀚写一首唐代无名氏的情诗，怎一个戏谑了得。而黄永玉最重要的一个母题：荷花，也是要画的。黄永玉被称为“荷痴”，不单是缘于他画的荷花多，还在于他画的荷花独树一帜，神韵盎然。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国画传统讲究“计白当黑”，他偏偏来个“以黑显白”，这种反向继承不但使画面看上去主体突出，色彩斑斓，而且显得非常厚重，有力度。 《爱莲说》所画的，这何曾是荷花？绚烂的紫、绿、红交错在纸上，所谓“十万狂花入梦寐”，完全是兴之所至的现代艺术。然而，这何曾不是荷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荷花的亭亭玉立、万种风情纯粹由色彩来展现无遗，蕴涵了他无限的情思。
也许是画家们与韩瀚太熟稔了，连李苦禅的《菡萏香销》竟然也是画上草草落款，连钤印都没有敲，但是如乱头粗服的西施，一样清丽动人。墨叶叠卷，白荷清芬，几支苇叶花茎，打破了画面的平静，似八大、似青藤，又全然苦禅风味走来笔底。
《霜叶在窗》，是刘炳森为韩瀚所题的横幅，也是韩瀚散文集的名字，一篇篇短文记录了他与林散之、启功、沈从文、黄永玉、赖少其等等书画家的访谈、交游，而这个专题，也证明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情。我们为文字精心构筑的艺术世界所折服，更为这些难得一见的佳作所陶醉。
沈从文(1902-1988) 行书诗文卷
永世生辉也者。后学韩瀚敬书于肥上。
沈从文生前没有出版过专门的诗集，但他于1926年出版的第一本作品集《鸭子》里却有4首诗，即《春月》《我喜欢你》《残冬》和《薄暮》。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收了由徐志摩、闻一多和卞之琳领衔的“新月18家”，其中就有沈从文。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沈以小说成名后，由于文品与人品俱佳，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他还利用自己当编辑的便利和权力，不以诗歌为主业的他，却在《京报·国语周刊》《晨报·诗镌》《小说月报》《新月》《水星》《现代评论》和《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作。
如果说解放前沈从文发表诗作太容易的话，那么解放后就变得难乎其难。从1962年开始，沈的诗歌创作进入隐性写作状态，自己时不时在写，总量不少，但没处发表。在总篇幅达470页的《沈从文全集》之15“诗歌卷”中，生前没有发表过的约有200页，占40%多。他的诗歌创作大略可分3类。1.“土话”诗。2.白话诗。3.旧体诗。
文学家沈从文到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后成了文物专家。要研究文物，必然要多读古书。可能就是因此，沈创作旧体诗的兴趣突如其来，而水平则突飞猛进。
沈的旧体诗创作肇端于1961年冬，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突出的是政治，属于集体创作。时间是从1961年冬至1962年春，即在江西采风时期的4个月。
第二个阶段突出的是自然，属于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62年夏到1963年10月。他自己前往青岛休养，前往广东和广西游览，移情于大自然，优游于风景。
第三个阶段突出的是政治，但属于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68年至1970年夏，即在牛棚期间和“五七”干校的初期，这是沈一生中最苦难的时期，但他诗中没有愤懑和怨恨，有的是革命热情和自得其乐。
第四个阶段突出的是文化，属个人创作。时间是从1970年秋至1975年，即在“五七”干校后期。他用诗表现中国的历史文化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是政治文化，沈也不例外，他的文化史观依附于毛泽东和郭沫若。
沈对自己的旧体诗创作非常自信，甚至自信到有点固执。他一方面批评别人，说“看人到处题诗，都极俗气的堆名词，情、理、境三不高，还到处写到处送人、发表”；另一方面，把自己的作品很是看重，如他说他的《庐山含鄱口望鄱亭》“也写得极好”(1962年1月28日致张兆和函)。他的诗歌渊源走的是汉魏五言诗、陶渊明和白居易这条线。当然，沈从文诗歌抱负上追慕的是老杜。老杜号称“诗史”，沈从文也希冀写出“中国文化史诗”。纵然才情堪与老杜媲美，但以诗证史，以诗歌的形式罗列史实，他做到了。